主流媒体促室内示威避免路障 民间党团：怪警察别怪示威者

近来警方频频以在野党号召示威集会为由，在首都和巴生河谷枢纽道路广设路障企图抑制示威活动，导致出现大塞车的状况，影响公众上下班和日常生活，让驾车族大吐苦水。

而主流媒体以大篇幅报道，民众对国内当前政争局面以及路障影响生活大感不满，并营造舆论说，若没有示威，警方也就不会被迫设立路障，进而妨碍大多数人的利益。一些报章社论甚至建议，示威活动应该转到室内或体育馆举行。

其中《中国报》今日的社论，就援引获得数万人参与的公正党在莎阿南体育馆举行抗通货膨胀大集会为例子，呼吁安华支持者选择在室内或私人场所举行示威。








（编按：抗通膨大集会其实是在八打灵再也的格拉那再也体育馆举行；而在莎阿南体育馆举行的两场集会，分别则是雪州政府执政100日庆典，以及公正党在安华被控涉嫌鸡奸案后所举行的大集会）

叶瑞生：把示威当宗教游行对待

针对这样的舆论，人权组织人民之声的执行总监叶瑞生(左图）表示不能苟同。

他强调“集会是人民的基本权益，它也是宪法下保障的权利。街头示威是人民表达心声的管道，它是基本权利不应该被剥夺”。

“警方的薪水来自人民的所得税，它在维持公共秩序之余，也需要保障人民在宪法底下所保障的权利。”

他在今早的电访时，举出神庙或宗教节日游行作为例子，说明在这些情况下，警方无疑可以有效维持秩序，让集会有条理地进行。

“示威活动也应被视为同样的情况，警方也应该保障这种集会的顺利进行。它可以有妥当的安排，以保障公众的基本利益。”

叶瑞生承认，警方最近广设路障的做法已经给公众带来不便，但他重申，“警方这样的做法是不必要的。警方不应该打压人民集会的自由。路障是没有必要的”。

针对是否应该到室内示威避免影响其他人的说法，叶瑞生表示，“在哪里示威是人民基本的权利。例如在某政府大厦前示威，是需要视课题必要而定的。人民有权利自由决定在哪里举行示威。警方应该给予尊重。”

阿鲁：全世界没有室内示威例子

社会主义党秘书长阿鲁哲文（S Arutchelvan，右图）在电访中则坚定地表示，“在世界所有其他的地方，示威活动都是在户外公开场合举行的。”

他强调，警方必须体认，在现代社会里，示威集会是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警方必须成熟起来，了解集会自由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我要强调，马来西亚警方至今对集会自由的反应是非常落伍的。”

“重点在于示威集会是否和平的，在其他一些国家，示威是暴力的。不过在马来西亚，除了警方进行袭击之外，我们大部分示威集会都是和平的。因此警方应该尊重人民集会的自由。”

工人不满老板要找体育馆示威乎？

针对是否应该到室内示威避免影响其他人的说法，阿鲁表示，“在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的情况。示威活动要传达政治讯息，它不能够被限制在特定的地点”。

“例如，工厂工人不满老板的政策，他们理所当然在工厂附近示威嘛，难道还要去找个体育馆吗？”

至于为何本月初的反涨大集会选择到体育馆举行的问题，作为抗汽油涨价联盟（Protest）署理主席的阿鲁解释说，当时由于受到警方高压的威胁，包括军警联合演习的恐吓手段，以致民联领袖不想造成紧急状态的发生，才被迫易地到格拉那再也体育馆举行。

不过他强调，反涨联盟不会继续妥协，已议决未来所有的示威活动都会在户外举行。

“我们（反涨联盟）已经决定未来不再举行任何的室内示威活动，格拉那再也体育馆那次是最后一次了。这是当时与会者的心声。”

蔡添强：警方应以成熟态度看待

对于近期首都大塞车的状况，人民公正党峇都国会议员蔡添强（左图）则把矛头指向警方，要求警方为自己的行为，以及给民众带来的不便，负起全责。

“警方设立路障造成民众的不便，则它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否有示威是另一回事。”

蔡添强同样强调，警方应该以成熟的态度来看待示威活动。

“除了公正党外，其他很多的组织如居民协会等，都不时举办示威活动，利用他们的民主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警方不应该如此不成熟。”

至于“体育馆举行示威活动以免影响其它人”的倡议，他回应说，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因为体育馆的租金相当高昂。

“有些组织也许付得起1万令吉的体育馆租金，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它不是最好选择的问题，有钱才有选择。问题在于警方，不应该怪罪示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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