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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往往是国家改变的契机。台湾国民党的“台湾转运”，和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的“改国运，你决定”，这两个口号都抓住了选举政治迷人和伟大的地方。看看美国，为什么民主党人都那么热情参与总统初选？还不是因为受够了小布什八年的统治，渴望改变？ 不久前，陆克文领导澳洲工党把执政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赶下台，卸任总理霍华德连本身盘踞13届的选区也不保。1997年，英国人热情地把布莱尔送进唐宁街10号，不也正是因为厌倦了保守党18年的统治？ 选
举让一个个小人物用和平手段创造历史。在最基本的阶段，他们决定政治人物的去留兴衰；在最重要的阶段，他们决定政权的延续或更替。而在两者之间，他们决定
国家政策的走向。以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而言，部分拜选举制度和选举舞弊所赐，边缘选区换议员完全可能，国家换政府则几无可能。这不只是本届大选的特情，而
是历届大选的通性。尽管如此，自1955年以降，每一届大选都有历史性的意义。 1955－1969年：多党逐鹿 1955年的自治大选是国家未来主导政党之争，是1952年东姑阿都拉曼与翁嘉化两雄领导政党在吉隆坡对决的延长赛。这场选举不但决定了东姑阿都拉曼成为开国首相、翁嘉化郁郁而终的命运，也奠定了巫统所领导政治联盟的霸业。  1959年的独立后第一届大选，则是考验巫统-马华公会－印度国大党“联盟”因应各自族群诉求与保持团结的能力，结果，回教党夺下吉兰丹和登嘉楼两州，社阵等非回教徒为首的在野党也在西海岸各有斩获。总计，马来人为主在野党取得23%选票，非马来人为主在野党则取得20% 选票。
1964年的选举主轴是马英对抗，大选因而普遍被解读为半岛国人对“马来西亚”这个新国家的信任投票。联盟以反抗外侮作诉求选民支持，其得票率从52%增至59%，议席从74增至89席，大胜各在野党，包括同样支持“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其实，联盟的收获主要是回教党的损失（选票从21%降至15%，议席从9席减至1席）。
“爱国”牌在非马来人当中并没奏效，非马来人在野党的支持率从23%增至26%。只不过因为各在野党未能合作，多角战分散了选票，“联盟”才渔翁得利。 尽管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为联盟消除了其政权的最大威胁（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1969年大选也没有了“马印对抗”的外患。类似1959年，“联盟”的“族群分权”方程式再受考验，面对在野党左右夹攻。这一次，半岛三个非马来人政党达成协议，在城市选区一对一单挑联盟。
结果，虽然非巫基在野党的半岛总体得票保持在26%左右，其国会议席从6席激增至25席，民政党更一举夺下槟城州政权，联盟在霹雳州和雪兰莪州也因为不过半而不能单独组织政府。然而，真正令巫统心惊胆跳的是回教党的威胁；后者在半岛的得票率从15%飙升至24%，比1959年还高；虽然选举制度使然，该党议席只从9席增至12席。  巫统后防的落后，注定了联盟在大选后必然往马来人的“族群利益”倾斜。就算非马来人在1969年大力支持联盟，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也不可能力挽狂澜，阻止“新经济政策”的出现。
最终，513式暴乱会不会发生，关键其实在于马来人在野党（回教党）是否有心问鼎中原，而会在巫统打压非马来人时乘虚而入。推论下去，如果1969年时出现跨族群的第二阵线，当年的吉隆坡可能就不会流血。
1974年－1986年 ：三党争雄 在拉萨接替东姑阿都拉曼、重新整顿并扩充执政联盟后，1974年大选不但是对新首相的信任投票，更是对新体制的信任投票。民主行动党、砂国民党、社会正义党和人民党虽然接收了部分被国阵收编的前在野党的选民，在议席上的斩获却非常有限，国阵的霸业因而得以奠下基础。  由于拉萨去世、回教党退出国阵、砂国民党却加入国阵，1978年再次成为新首相（胡先翁，左图）和新体制（国阵）的信任投票。国阵在国会战场表现只略逊1974年，但夺下了吉兰丹州；而民主行动党则进一步巩固反新经济政策的非马来人的支持，回教党也局部收复1969年的失地。马来西亚再次出现执政联盟被马来人、非马来人在野党左右夹攻的情况；但是，1969年之前的多党混战已减成三党争雄。
由于胡先翁告老退休，1982年大选再次成为新首相的信任投票。马哈迪和慕沙的“2M政府”给选民少壮派励精图治的印象，“廉洁、有效率、可信任”（Bersih, Cekap, Amanah），就像2004年阿都拉巴达威的口号一样，俘虏了许多选民的心。结果，民主行动党虽然得票率略有增加，得席率却掉至1978年的水平；而支持率略降的回教党只能保持原有议席数目。 和2004年的情况相近，赢得信任投票的新政府不但改革成绩不彰，而且很快陷入各种丑闻。与此同时，族群关系恶化，华裔选民强烈感觉被边缘化；国阵主要成员党出现内斗；经济也因全球衰退而荣景不再。 1986年
的大选，在野党摩拳擦掌，除了民主行动党坚持单打独斗，回教党和众多小党筹组一个松散的联盟，为四年后“两线制”的滥觞。结果是，民主行动党在选票和议席
上达到历史上的巅峰；拜选举制度所赐，回教党选票微升，议席却掉至一席（聂阿兹）；形成巫统、民主行动党主导朝野的局面。
1990：两线对峙  1990年
大选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最重要的大选，因为跨族群在野党第一次结成联盟。由于巫统分裂，原来民主行动党和回教党各据一隅、却无法结盟的形势被打破。巫统被判
解散而被变相清党的东姑拉沙里（右图左），组织了四六精神党，一方面和回教党及另外两个回教小党组成“回教徒团结阵线”（Angkatan Perpaduan Ummah）；另一方面也和民主行动党、人民党、印度人前进阵线组成“人民阵线”（Gagasan Rakyat）。
这个两翼一首的在野党阵线，是1980年代中期酝酿的“两线制”思潮的成果。鼓吹两线制最力的华教领袖林晃升和柯嘉逊，更因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被扣留，而与同样被扣的林吉祥、卡巴星、林冠英等民主行动党领袖擦出火花，最终连同另外25人加入民主行动党。 在东马，长期受到巫统和沙统压迫的沙巴团结党，看到政党论替的可能，更在提名日后宣布退出国阵，参与在野党联盟，让国阵实质痛失14国会议席。 然而，东姑拉沙里对沙巴团结党的策反行动也成为他失败的祸根。因为沙巴团结党是卡达山天主教徒主导，巫统把东姑拉沙里摸黑成出买回教徒给基督教徒的叛徒。他在沙巴戴着卡达山人传统冠冕的照片，成为电视和报纸上重复和突出的罪状—因为那冠冕上有一个类似十字架的图案。 结果，四六精神党和回教党在吉兰丹和登嘉楼以外全军覆没，回教党则重夺吉兰丹州政权。民主行动党在半岛克服了所谓“钟摆定律”，大致上保住1986年的辉煌战果。这三党，加上沙巴团结党，让国会出现了53个在野党议员，达30%，是1969年以来最高的比例。
由于选举制度造成的不公，在野党在1990年虽然取得47%选
票，却连否决三分一都办不到。联邦执政的梦想依旧遥不可及，两个在野党联盟因而很快解体。回教党在吉兰丹积极推行回教化政策，四六精神党则为了争夺巫统选
票而凸现其马来人民族主义路线。这两者最终让民主行动党退出人民阵线，实质终结了跨族裔的在野联盟。另一方面，回教党与四六精神党也在丹州出现纷争，回教
徒团结阵线虽然维持到1995年大选后，但解体在大选前就有迹可循。
1995年：在野溃败 相对于在野党的纷争，国阵却因为1990年的“险胜”重新出发。因为承担不起连续三届大选被非马来人选民摒弃的代价，国阵在1990年大选三个月后推出了《2020宏愿》，内容其实不乏《华团宣言》和民主行动党“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政纲的重点。1990年是新经济政策的终点，国阵虽然提出基本上换汤不换药的“国家发展政策”，却在其他两方面—高等教育和多元文化—做出了实质的妥协。1990年代后，私立学院雨后春笋地兴起，消弭了非马来人家长和学生升学无门的怨气。严格说起来，今天马华公会能够办拉曼大学，还要归功于1990年那抛弃国阵的47%选民。舞狮、象棋等1980年代时“敏感”、需要“争取”的权益，基于发展旅游业的考虑，也不再受到拘束。 由于这些“小开放”措施，非马来人不再大举支持在野党。民主行动党的全国得票率从1990年的18%剧降至12%，是独立以来主要非马来人在野党最差的表现。夺权无望的四六精神党得票率也从15%降至10%。只有回教党从6.7%微升至7.3%。国阵取得独立以来最高的得票率：65%，议席比例也从70%攀升至84%。一年后，四六精神党宣布解散，东姑拉沙里带领党员重回巫统。马来西亚政治又回到执政联盟被两个在野党左右夹攻的形势。
1999年：两线对峙 国阵在1995狂胜后两年，东亚经济风暴引爆了巫统的另一场党争。安华铲除朋党主义的逼宫姿态，让马哈迪痛下毒手，以肛交罪名把安华革职和下狱。这次的清党，在民间（尤其是马来人）引发了“烈火莫熄”（Reformasi）浪潮，在政党版图上则催生了国民公正党（四年后和人民党主流派系合并为人民公正党），也催生了第二个跨族群在野联盟“替代阵线”（Barisan Alternatif）。  比起东姑拉沙里十年前掀起的风潮，安华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执政的可能性不但让民主行动党和回教党愿意合作，而且这一次不再扭扭捏捏，直接结盟。
就如1990年，1999年的选战主轴是政权轮替，是对马哈迪强人统治的信任投票。如果说1990年马来人害怕改变，失去马来人主导权，而临阵退缩，使华人强烈的反风功败垂成；1999年则轮到华人来维护现状，害怕暴乱，而保住了巫统的政权。回教党和公正党这两个马来人为主的政党，一共取得27%选票，比1990年四六精神党和回教党的24%还要高。行动党得票率却停留在12%左右，由此可见一斑。
2004年：巫统独大 1999年产生了1990年后最多的在野党议员，45位（23%）。然而，各政党的收获却不平均。由于许多非马来人宁可支持巫统和国阵，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个别只取得五席和十席，让27席的回教党取得主导地位。联邦政权很遥远，回教党再次走偏锋，以回教国课题来巩固本身基本盘，结果在911后的氛围中，使民主行动党再一次推出在野党联盟以求自保。虽然回教党和公正党合作关系远比当年回教党与四六精神党的好，残存的替代阵线到了2004年已全无替代的气势。 尽管霸道，国阵其实是对民意非常敏感的政党。谁反对它，它就会争取谁。1990年时，因为反风主要来自非马来人，大选后政策的最主要转向，发生在非马来人最关心的教育和文化领域。  1999年
时，因为反风主要来自马来人回教徒，马哈迪的对应也就着重在争夺马来回教徒的民心。这说明了为什么，大选后不到一年，巫青团立即对诉求开刀，还恫言烧雪华
堂；不到第二年，马哈迪不惜在民政代表大会上宣布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因为马来人反风的关键在安华事件，回教党又是最大的受惠者，马哈迪最终的妥协就是本身
退位，让回教学者世家出身、形象温和的阿都拉接任。
由于“烈火莫熄”的诉求过于个人化，集中在马哈迪的残暴贪腐，和安华的受难不幸，马哈迪一下台，整个反风就失去了焦点。阿都拉象征式的对两个贪官开刀，连反贪污局法定化的承诺都不必做，选民就接受了他的清廉形象。 选民“跟着感觉走”的结果是，阿都拉取得了64%的选票，增长达7个百分点。拜2002年的选区划分所赐，阿都拉取得了91%的议席。其中巫统本身独得110席，在219席的国会里单独过半。林冠英最近批评马华公会、民政等政党是巫统的保镖。就选区划分来看，这个比喻再正确不过，因为没有巫统附庸党的护航，巫统不可能在各州议会掌握三份二议席来通过选区重划案，让本身势力膨胀。
2008年：两个可能 过去12届大选，人民的选择决定了国家的改变，有的让国家进步，有的使国家衰败。历史将会怎样记得2008年？ 第一个可能。这是纳吉或凯里2012年或2013年年以新首相之姿取得91%大胜的前奏。因为2010年是选区重划的期限，2008年大选可以是买一送一的大选。如果国阵在每一个州州议会取得三份二多数，它将能随心所欲重划选区。2012年或2013年大选时，国阵不再需要争取你的选票，因为他们可以未战先胜。根据宪法，选区重划本来是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然而，人民进步党主席卡维斯和霹雳州看守大臣达祖罗斯里，今天已经无耻地讨论着如何分赃，以便在太平划一个国阵的安全区，等如在光天化日下蹂躏选委会诸公的尊严。  如果91%的国会多数交给慈眉善目的“好好先生”阿都拉，尚且可以遇人不淑；91% 的多数，如果交给当年曾经宣称要以华人的血冲洗马来短剑（Keris）的纳吉，或者认为新经济政策应该延长和扩大的凯里，国家的未来会怎样？
第二个可能。这是土著政策的丧钟。土著政策是1969年巫统流失马来人选票给回教党，而回教党又无意争取非马来人支持的结果。以国阵的“犯贱”心态，土著政策的终结，必须有两个必要条件：（一）非马来人强烈反对土著政策；（二）马来人在野党支持或者不在意土著政策的终结。前者使巫统必须改变，后者让巫统没有后顾之忧。 从本届大选竞选宣言来看，第二个条件已经完备。公正党近年来一直公开主张废除新经济政策，回教党则主张建立福利国。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是，贫穷的马来人必须得到照顾，政治人物面对的选择：“贫穷的马来人／土著”之外，谁应该也受到照顾？ 以族裔肤色为标准的土著政策的选择是“富有的马来人／土著”；以经济条件为准绳的福利国或者所谓“以需求为基础的扶弱政策”的选择则是“贫穷的非马来人／非土著”。在涨价热潮的恐惧下，巫统不断攻击回教党的“福利国”、民主行动党的6000元
贫户补贴（福利国政策的一种体现）不切实际，其实正说明马来人可能接受“福利国”作为马来社会中下层的安全网，以免费或合理补贴的医药、教育、公共交通、
能源等基本需求来保障他们的生活素质。一旦“需求”作为国家补贴的最重要标准被确立，土著和非土著的虚假对立就不攻自破。  “福利国”有没有可能取代“土著政策”，第一个关键不是马来人，而是非马来人。如果非马来人没有反应，就算马来人不反对，政治人物也不会主动去改变政策。反之，如果本届大选非马来人大力支持在野党，形成1990年的局面，巫统和国阵显然非改弦易辙不可。如果连老奸巨猾的马哈迪在1990年后都不敢连续第三届把非马来人选票送给在野党，魄力不足的阿都拉敢继续得罪非马来人选民吗？
因此，就算在野党不能否决国阵的国会三份二，只要它们能够赢得三成议席（66席），马来西亚历史就能够开新页，把土著政策送入坟墓了。反过来说，如果国阵在劣势下仍然取得不错成绩，譬如说八成议席（在野党值得44席），阿都拉大可宣称国阵政策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土著政策自然会至少继续生存十年八年。如果主张废除新经济政策的人民公正党惨败并因而走入历史，可能十年后也未必有马来人政治领袖敢提出同样主张。
1990年的47%在野党选民，因为逼使国阵改革，开放高等教育，减低文化压迫，改变了一个世代的命运。 2008年的选民有条件做出更伟大的事。你能够一举让“土著／非土著”之分走入历史，让所有马来西亚人活得比过去平等。你愿意这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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