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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报》助理新闻编辑蓝志峰表示,308政治海啸不仅突显了国阵操控媒体的失败,同时反映了媒体人政治判断的彻底失误。
“除了
安华、林吉祥、前财政部长达因(Daim Zainuddin)和《今日大马》网页主编拉惹柏特拉(Raja Petra
Kamarudin)之外,所有政治人物和媒体人的政治判断都彻底失败了,所以308前后的差别之一,就是媒体都得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判断力。”
308之后新闻量激增加
他指出,除了《星报》之外,至今没有一家主流报章的负责人公开承认其政治新闻判断的失误。
蓝志峰也表示,308后主流媒体的一大改变,是新闻量的激增。
“尤其是第一届国会期间的新闻量太高。总共99个国会新兵,包括新的州务大臣和州行政议员,进到国会就不自觉的以为这里是为民请命的地方,而模糊了国会的辩论和立法目的。”
这也造成国会出现许多乱象,包括办生日会,甚至允许6岁小孩进去,结果导致记者的采访工作也变得失焦,更注重议员争吵和负面的新闻,对辩论内容的关注很少。
“因为沉闷的新闻读者并不爱看。”
他举例说:“有一天教育部长希山姆丁的儿子前来国会参观,记者一窝蜂的前去采访。而其中一家独漏该则新闻的记者,却被报章编辑质问。”
他指出国会其实有很多政策性的新闻和法案才是重要的,却往往受忽略。
“另一个例子,是皇冠城的新闻。《中国报》破格的以社论做为封面头条,并且用黑底白字的方式刊出“拒绝暴力”四个字,表示媒体业者对此新闻非常重视。”
中文报纸可从重量到重质
蓝志峰表示华社读者多为阅读2至3份报章的人,他们也看网路媒体,这些批判性强的读者以中产阶级为多,更重视媒体的可信度和公信力。
“我认为中文报可慢慢的转型,从重量到重质。意味著在新闻的呈现方式和对课题的探讨方面增加可读性。”
蓝
志峰是于昨晚假隆雪华堂二楼讲堂进行的“媒体面面看─你了解多少”座谈会上发表上述看法。这场座谈会是由新纪元媒体研究会主办,同台演讲者还包括新纪元学
院研究员傅向红、《当今大马》中文版主编杨凯斌以及马新社华语新闻主播覃心皓。主持人则是捍卫新闻自由社协调员王慧仪。约百名公众人士和新纪元学生出席了
该座谈会。
刊指著首相当面骂新闻了
傅向红(右图)在提及308政治海啸后媒体生态的改变时指出:“308前后主流媒体的最主要改变,是民盟新闻的见报率大大提高。指著首相当面骂的新闻,从前是不堪设想的,现在却可以在主流媒体看到,这现象对网络媒体形成了挑战。”
“现在的网路媒体要如何将自己区别于开始大胆起来的主流报章呢?网路媒体记者只不过10多名,主流媒体如《星洲日报》可以派10多个记者的阵容去采访国会,网路媒体在报导质量上如何竞争呢?”
动态报道和速度打破封锁
《当今大马》中文版编辑杨凯斌回应说,网络媒体因为新闻议程的设定以及报道新闻的速度,能够带动主流媒体一起抢报热门新闻,籍此打破政府的操控
“对大马新闻而言,速度的发展将能带来新闻封锁的突破。以今天下午公布的燃油涨价新闻为例,中午时,各报总编已被请到首相署去听汇报,交代该如何呈现该新闻。可是作为巫统喉舌的《新海峡时报》却犯规抢先报导,我认为这是好地发展,而网路媒体正加速这样的发展。” 他举例说,《当今大马》的宗旨并非只是要办网路媒体,而是新媒体或混合媒体,而是要通过各种管道传播资讯,并透过技术的发展,以迂回方式突破限制。
他也表示如果媒体能发展成像CNN和Al-Jazeera等国际电台般,能呈现的动态新闻,不断更新和深入报道,新闻的封锁和操控就能被打破。
“网路媒体可以将电视新闻的形式搬上网路,数小时内就会更新新闻。”
他表示《当今大马》从来都不曾限制自己的发展,除了出版四种语言及拥有网络电视之外,若并非受到出版准证的限制,还曾考虑出版平面报章。
“这是国际媒体的大趋势。实际上比如说马新社也设有网页,并且结合文字与图像。未来媒体的关键是讲求和读者的互动。意味著从过去的由单个点传播到众人,改成互动的方式。”
“各种讯息和报导的整合,是未来媒体的发展趋势。只是掌握大马主流媒体的大亨,不思进取。例如《星报》就拥有雄厚的资源,可以推动网路媒体的发展,可是却缺乏动力。”
他也认为很多主流媒体利润丰厚,却不舍得投资在能让新闻从业员享有更好设备和福利的项目上。
读者倍增网络媒体影响扩大 提及网路媒体在308大选所扮演的角色,杨凯斌(右图)指出网络在城市地区扮演一定的资讯传播角色,但是在乡区地区的影响却逊色。
“然而独立中心的调查显示,有12%选民是从网路媒体获取资讯,而《当今大马》的市场占有率就占了这12%里的半数,已超越了7%改朝换代的魔术数字。”
他也认为随著宽频范围的扩大,这个数字可能在下一届大选提升一倍至24%,因此影响力只会倍增。
平等采访权产生素质竞争
作为提升媒体报导质量的措施,杨凯斌建议在广义上,媒体应设定每天的议程或聚焦,在国会报导方面,则应效法西敏寺制度,设有长期的国会记者和专门解读解读部长回应及政府文件的记者,并从中揭发贪污滥权的证据。
他认为时下一些平面主流媒体发表呼吁政府废除限制新闻自由恶法,以便能和网路媒体竞争,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由于没有官方准证,目前的网路媒体是在官方的默许下进行采访。很多时候是官方故意不通知我们,才导致我们的新闻看起来以反对党或民盟新闻为主。”
他呼吁包括部落客、网络媒体及平面媒体都应享有平等的采访权,才能产生有素质的竞争。
覃心皓:有竞争才会有进步
另一方面,马新社华语新闻主播覃心皓(左图)也表示,新闻质量的提升非一戳而就而就;
“华语新闻台在质量方面都有问题,大有改善的空间。比起历史悠久的中文报,华语电视新闻属起步阶段。10年前NTV7创台后才开设时事节目,到今天才有每天10个新闻时段的规模。”
“如果中文报现在是一家人的报纸,中文电视节目也是一家人的电视,因为时间的限制造成形式和内容编排上大同小异,很难进行有深度的报导,更难求能带动舆论。”
覃心皓也指出华语电视记者比较少主动挖掘新闻,而且主管对内容的要求是简单、杂多和全面,在甚么都要照顾到的情况下,自然得牺牲深度。
不过她也表示,比起10年前,今天的华语电视节目也有了一些进步,尤其是一些时事清谈节目如《就事论事》、《你怎么说?》和《追踪档案》等。她认为商业竞争是让电视新闻进步的契机,可让媒体趋于成熟。
傅向红:媒体识读作为第五权
傅向红也强调,约束新闻自由的诸多恶法遭解除后,不必然会带来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只有培养听阅人的媒体识读能力(Media Literacy),才能担当第五权的角色,监督作为第四权的媒体,去执行其监督政府权力的责任。
傅向红开宗明义的说:“谈新闻自由之前先要认识新闻为何不自由。有两种新闻的不自由,一种是因种种恶法限制而造成的结构性不自由;另一种则是源自媒体组织内部压力所产生的内部不自由,包括媒体老板或上司的干预,或新闻从业员本身的自我审查。”
她
表示大马媒体同时面对上述两种不自由的情况。造成结构性不自由的诸恶法,包括印刷与出版法令、官方机密法令、资讯和多媒体法令等。一些国家去除了这些外在
的恶法约束后,却不必然促进新闻自由的健全发展,媒体反而一味的迎合消费。美国和港台传媒如何因突出血腥、暴力和色情而堕落,就是媒体如何无法发挥约束被
解除后,去行使自由的实例。
“国家权力的运作须要监督,但一般大众难以掌握政府机构里的资讯,所以须要在这方面有专业的记者去挖掘资讯,揭发种种涉及公众利益的事件。因此推动资讯自由法的目的,是让民众可以接近涉及公众利益的政府文件。”
可是她认为仅仅推动此法案是不够的,还须同时废除限制新闻自由的恶法,才能确保资讯自由法能正常的发挥。”
“有
些人将这种监督政府权力,并快速传播资讯的媒体权力称为第四权,可是这个理念已逐渐破产,因为没有人能确保媒体一定会负起第四权的责任,而导致市场失灵的
状况;意味著媒体之间的竞争并不朝谁更有效监督政府的方向发展,反而以无关公众利益的耸动新闻来吸引读者,刺激消费。”
因此,为了确保媒体不脱离其第四权的责任,作为公民社会份子的读者或听阅人,就必须培养媒体识读的能力,批判和监督媒体。
她也提出,大马媒体表面上是由商团控制,实际上这些财团和商人是透过和执政党的关系,才能获得必须每年更新的出版准证,因此前者被逼要讨好执政党。
滥用自由:饿肚子担心撑死?
所有主讲人在观众问答时间针对新闻的客观性、重质的可能性、拉惹柏特拉现象、记者弱势现象和大马媒体会不会“滥用”新闻自由等课题和发问,进行了回答和不充分的辩论。碍于篇幅,仅在此记录针对新闻自由被“滥用”的可能性的讨论。
傅向红形容,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大马担心新闻自由被“滥用“,就像饿肚子的人担心吃自助餐的人会撑死,她认为重要的是不会饿死人。
杨凯斌则认为,以港台媒体的表现作为有新闻自由却遭滥用的例子是不恰当的,因为类似的新闻行业的扭曲,其实是有背后的政治禁忌所驱使的畸形发展。
“港
台媒体的血腥、娱乐和暴力,是政治新闻被刻意压迫的后果,更是执政者鼓励的道路。港台媒体有一些政治问题如中国、统独不能碰,而制作类似的血腥、娱乐和暴
力问题却是能够吸引所有读者。所以“滥用自由”是政治问题,说这话的人其实是用道貌岸然的姿态来监督你,其实是要破坏自由。”
他也认为大选后,不少新闻从业员成了政治人物或其助理,无法把持与权力中心的关系。而新闻从业员也必须重新重视新闻产业里头的角色,即在雇主、国家和新闻从业员(工人)的三角关系中如何保障本身的福利、权益,并建立一个对这个专业行业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