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妓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趙女鄭姬，設形容，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又說：“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塚作巧奸治，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屣，游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另外《詩經•周南•漢廣》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上面資料表明，這些趙女鄭姬精於打扮，善於歌舞，兼善媚術，色藝俱佳。為了金錢她們不惜出賣肉體和色相，有時甚至長途跋涉。她們的經營方式主要是上門服務。《詩經》中用“遊女”一詞，將當時私妓的經營特點非常貼切地說明了。
營妓(也稱“軍妓”)的最初形式在這一時期已經開始出現。據《越絕書》、《吳越春秋》等書記載，西元前470年前後，“越王勾踐輸有過寡婦於山上，使士之憂思者遊之，以娛其意”。越王勾踐為了解決士氣低落的問題，讓“有過寡婦”為軍中“憂思者”提供性服務，這就是典型的“營妓”。儘管當時越王勾踐讓“有過寡婦”為軍士提供性服務，可能是一種應急措施，並沒有形成一種制度，但它一直被看作是中國營妓制度的雛形。
但是，真正的國家經營娼妓業，卻是由管仲開創的。
管仲，名夷吾，初與友人鮑叔牙經商為生。後來“鮑叔牙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被囚，鮑叔牙“遂進管仲”，“力陳管仲之賢，桓公於是任管仲為相”。(《史記•管晏世家》)管仲在任期間，竭力協助齊桓公治理國家，實行了一系列改革。重新劃分行政區域，整頓吏治，嚴肅軍隊紀律，利用官府力量發展鹽鐵業，促進生產，統一管理貨幣，調整物價，通過“尊王攘夷”，控制各諸侯國內政，抵禦周邊少數民族進軍中原。通過這些改革方案，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
管仲在位時不但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還設置“女閭”。所謂“女閭”，就是妓院。也就是說，管仲是是第一個設置官方妓院的人。管仲於西元前685年被封為“卿”，死於西元前645年，因此設“女閭”制應該是在西元前685年至西元前645年之間。這比梭倫創立雅典國家妓院(西元前594年)至少還要早50年以上。因此有人說管仲是“世界官妓之父”。
當時妓女數量還是比較多的，如管仲設女閭300，據《周禮》中說“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一閭是25家，總數當為7500家，若設700，就有1.75萬家之多。
“女閭”制開了國家經營娼妓業的先河。作為政治家管仲，其實行“女閭”制，目的有四：一是為了增加國家收入。清代褚人在《堅瓠續集》卷一記載：“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教坊花粉錢之始也。”二是為了緩解及調和社會矛盾。三是招攬遊士，網羅人才。當時諸侯爭雄，齊桓公為了能夠稱霸天下，借助美女來招引人才。四是供齊桓公淫樂。齊桓公是一個好色之徒，這在文獻中有所記載：“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他好色無度，喜歡尋求刺激。但管仲設立妓院，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從中收稅以作軍費。
女閭
管仲設立市妓和妓院，對後世中國公共制度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在他的影響下，春秋各國紛紛效仿，後世的封建統治者也從此讓娼妓制度獲得合法地位，這恐怕是作為春秋時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的管子始料未及的吧!我們完全可以想像，當時的妓院肯定不像日後那樣畏首畏尾，而是在管仲丞相的庇護之下，光明正大地經營。所以娼妓們當然要奉管仲為“保護神”了，這一習慣也延續到了後世。
中國古代的國營妓院揭秘
中國最早的官營妓院是春秋時齊國宰相管仲於西元前七世紀中期開設的。即《戰國策•東周策》中的“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女閭，即妓女居住的館所，也就是後世的妓院。據古籍記載，當時官府開設經營的賣淫業一是為了收稅，“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以入官”。(《魏書•龜茲傳》)二是為了緩和社會上曠夫和工商市民的性饑渴。因為皇宮貴族、士大夫以及富豪鄉紳均蓄養大量美女，因而造成了社會上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官妓發展到漢武帝時，又分立出一種營妓制度，即《萬物原始》中說的“至漢武帝始置營妓，以待軍土之無妻者”。(見《漢武外史》)也就是說，營妓是為軍隊官兵提供性服務的。但後世也有把在樂營中的妓女稱為營妓的。確切地說，營妓是官妓的別稱。
在一千多年的官妓生活史上，有不少女性甘於作為男子泄欲和玩弄的角色，沉迷於奢侈放蕩的生活。她們無法忍受禮教嚴苛的束縛，也沒有忍受清貧的勇氣，因而樂於娼門，迷失了本性，成為中國女性中較為特殊的組成部分。但是，畢竟有許多女性身為娼妓，卻不願墮落，她們有著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她們的生活中，處處體現出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為爭得獨立的人格尊嚴，她們往往十分執著，不惜捨棄奢華的生活，甚至為此獻身。
首先，官妓們雖時時周旋於官府，幾乎為社會各階層人士提供聲色服務，但是，她們身處卑賤，心比天高。對於那些以權勢、金錢迫使她們獻身獻技的狎客，官妓們只是出於被動的盡義務。她們往往傾慕文人學士。一方面，她們能理解並演唱文入學士們的詩詞散曲，喜歡文人學士評論她們的藝技，或與他們一起吟詩作詞，唱和贈答。在這種氛圍中，妓女們享受到了人格平等，顯示出她們自身的價值；另一方面，文人學士往往風流浪漫、溫文儒雅又善於憐香惜玉。他們不像官府假道學者那樣虛偽；也不像權貴豪勢那樣隨意役使，更沒有商賈市儈的粗俗貪婪。因此，妓女們往往愛慕風流才子。她們並不希罕金銀財寶、榮華富貴，只要兩情相投，甘願在清貧中陪伴終身。歷史上留下無數才子佳人曲折坎坷、情深意長的傳說。
但是，也有不少癡情妓女遇上負心薄情的文人而失去一切，乃至喪身。如《宋朝事實類苑》中記載：
楊學士孜，襄陽人。始來京師應舉，與一娼婦往，情甚密。娼以所有以資之，共處逾歲。既登第，貧無以為謝，遂紿以為妻，同歸襄陽。去郡一驛，忽謂娼曰：“我有室家久矣，明日抵吾廬，若處其下，渠性悍戾，計當相困。我視若，亦何聊賴? 數夕思之，欲相與咀椒而死，如何?”娼曰：“君能為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飲。楊素具毒藥於囊，遂取而和酒。娼一舉而盡，楊執爵謂娼曰：“今倘皆死，家人須來藏我之屍，若之遺骸，必投諸溝壑以飼鴟鴉，曷若我葬若而死後，亦未晚。”娼即呼曰：“爾誑誘我至此，而詭謀殺我!”乃大慟，頃之遂死。
其次，大多數官妓人在娼門，內心卻強烈地渴望從良，脫離妓籍，恢復人的尊嚴和權利。
官妓的生活，雖也是福禍難測，榮辱無常，但是，她們基本上衣食豐足，生活奢華，不受禮教的束縛。比起絕大多數中國女性來，她們的生活是自由的，她們的性生活也是愉快的。但是，由於妓女們的文化素養一般高於同時代的女子，因此，她們能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悲慘命運的實質，她們恥於作為男人玩弄的對象存在於社會，她們想望像普通婦女那樣遵三從四德，雖粗茶淡飯，荊衣布裙也心甘情願。有的妓女在聲色侍奉中，潛心選擇可以託付終身的男子，憑著自己的聰敏才智和風流蘊藉，博得對方歡心與同情，以幫助她們從良。有的在賣笑生涯中苦苦積攢錢財，一旦遇上如意男子，便千方百計脫籍從良，結為夫婦。
如明代南都金陵名妓秋香，出身官宦人家，她自幼聰敏伶俐，熟讀詩書，且酷愛書畫。但未及成年，父母染疾，雙雙亡故。秋香為生活所迫，投奔在南都金陵為官的伯父。不久，伯父因受一樁官司牽連，被罷官入獄，秋香也被沒籍充人官妓。秋香姿色秀麗，能歌善舞，談笑自如，詩畫出眾，在妓女中“冠於芳首”，色傾金陵。但是，秋香並不留戀奢華，她一心想脫籍從良。有一次，秋香結識了一位李公子，兩人情投意合，但李公子家境不寬，拿不出為秋香贖身的銀錢。但秋香已暗暗積下不少體己錢財，他們定下計謀，故意叫李公子帶六隻沉甸甸的箱子來到秋香處，聲稱要外出經商。當夜，李公子與秋香在幾個貼心姐妹的幫助下，悄悄丟棄箱中的碎石磚瓦，將秋香所積金錢珠寶以及眾姐妹贈送的衣物填人箱中。第二天，讓李公子把六隻箱子如數帶走。半個月後，李公子衣冠楚楚來到妓院，用重金將秋香贖出，兩人結為夫婦，相親相愛。有人不願甘休，仍來會見秋香，秋香一概拒絕，並以扇畫柳明志：“昔日章台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如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明《正史叢刊》、《梅禹金青泥蓮花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