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另一面历史
俄曝光前苏联秘密警察头子档案 数万人曾遭迫害2003年1月17日，俄罗斯国家检察官公开了前苏联秘密警察局长拉夫连季·贝里亚的犯罪卷宗，以及遭其恐吓和强奸的数百名妇女的名单。
据美联社报道，俄军事检察官办公室这次公布的卷宗多达47卷。在此之前，曾传闻有关贝里亚的档案已经失窃。同卷宗一起向社会公布的还有一份名单，上面记录有被贝里亚恐吓和强奸的所有受害妇女的姓名和电话。该名单是在贝里亚被处决之后从其助手处搜出的。
贝里亚于1938年被任命为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秘密警察局局长。在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时期，他被为委以重任，曾有数万人惨遭其迫害，数百万人被投入监狱。他还涉嫌私自研发毒药用以陷害其政敌，其中甚至包括斯大林本人。斯大林死后，贝里亚于1953年在权力斗争中落败并被捕，后以叛国罪和恐怖主义罪被处决。此后其犯罪档案一直未向社会公布。
卡廷事件
卡廷事件(Katyn Massacre)，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军官战俘被集体屠杀的事件。
http://www.szonline.net/image/2008/200804/20080417/20080417172626_87322.jpg
卡廷森林万人墓中被苏军杀害的万名波兰战俘的累累尸骨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闪击战，占领波兰西部地区。9月17日，苏联从东部进入波兰，占领寇松线以东的全部波兰领土，俘虏约25万名波兰军队官兵。苏联随后将波兰官兵分别关押在一些新建的战俘营。其中的斯塔罗别利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3个战俘营，关押着包括9000名军官在内的共约1.5万名波兰战俘。
1943年4月13日，攻入苏联境内的纳粹德国军方宣布，在德军占领的苏联斯摩棱斯克市附近的卡廷森林地区发现被苏联军方屠杀的波兰军人万人坑。4月15日，苏联发表公报，对此予以断然否认，宣称这些波兰战俘在德军入侵苏联之后落入德军手中，是被德军所杀害的。此后，苏联和德国均组织调查团前往卡廷进行实地调查，但都没有没有取得明确的结果。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审讯纳粹德国战犯时也回避对卡廷事件的明确表态，从而使之成为一桩未了的迷案。
此后，波兰方面和国际社会针对苏联政府的说法多次提出怀疑并展开激烈争论，但苏联政府始终坚持既定的立场。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苏联和波兰组成由由历史学家参加的联合委员会，对涉及此次事件的大量文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1990年4月13日，在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之际，苏联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
业经披露的卡廷事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苏联政府认为波兰战俘是一个大包袱（一方面，苏联在紧张的备战中为其要消耗宝贵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波兰战俘可能随时反抗苏军的监禁），遂决定先处理掉波兰战俘中的军官。除掉了军官，其余的士兵就会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苏联有关方面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掉。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贝利亚专门就对2万余名以波兰军官为主的战俘和犯人实施枪决一事写出报告上交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审批，随即获得批准。
1940年4月初，处决波兰战俘的行动正式开始。数百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被从上述三个战俘营带上汽车，秘密运往行刑地卡廷森林。行刑人员站在波兰战俘身后，用手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掩埋之后，苏方人员在上面铺上了厚厚一层土。不久，第二批战俘又被运到该地被同样处理。直至当年5月中旬，苏联方面在卡廷森林共处决波兰战俘4421人。他们被分别埋入8个大坑，上面铺满松树和白烨树。除卡廷森林外，苏联方面还在斯塔罗别利斯克战俘营枪决了3820人，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枪决了6311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其他战俘营和监狱枪决了7305人。加上卡廷森林枪决的4421人，共计21857人，其中包括约1.5万名波兰官兵俘虏。
斯大林曾迫害了三十万华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爆发前，日本已于1937年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为了讨好日本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开始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将他们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总人数不下三十万。
斯大林：中国下令流放华人
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前，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中国人的店铺林立。据莫斯科一位汉学家去年在联合国《世界华侨史》广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资料：十九世纪中叶，海参崴超过了1300家中国商店，而俄罗斯才有大约1100家。
资料记载：“中国人常常骑马把商品卖到周围和偏远的农村。中国货价便宜，很受当地人欢迎”。大批华商、华工从海兰泡入出境，到海参崴、伯力附近城镇经商或做工。“每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就有二三十万人？”“一般是夏季来做工，冬季返回”。“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十五至二十个金卢布，能工巧匠多一倍钱，俄海关允许带回中国一半……”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利用苏联抗日。“芦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后，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此时，斯大林也不客气了，对几十万华侨、华工的迫害与德国NZ头子希特勒当年迫害犹太人几无二致。
当时的斯大林，可以资助中国Communist party在内地发展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天下，却绝不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1940年后，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已无立脚之地，余部进入苏联，以为会得到给养和帮助，重返抗日前线。但经请示斯大林后，被全部缴械，关押劳改。
三十万华人受迫害
据一名叫马员生的中国人透露，他曾于1926年被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及列宁学院学马列主义，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同期同学，但是他曾于1930年、1937年及1949年几次“肃反”屡屡被捕判刑。原因是他曾经称赞过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搞掉后，就追查同情者，他坐了苏联三十年的牢，一次次被判刑流放，直到1955年才回到中国。后经董必武帮助恢复党籍，在富拉尔基东北重型机床厂担任技术处处长。
1984年，马员生出版了一本真实生活的《旅苏记事》，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中写道：“一九三九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份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许多人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都给网上各种罪名……”
“过了不久，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诉我，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我很奇怪，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据她们说，一个中国人叫黄南波，一个朝鲜族中国人姓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年龄很轻，都是二十多岁。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说她们是侦探，判刑到这里……”
“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做工，夏天到呼玛山上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排，他押运的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刑八年。这个人又瞎、又聋、又哑，俄语一句不会。竟然也被判为‘侦探’……”
马员生还回忆说，自己被发配时，士兵们把“犯人们”押上木船顺流而下（流向北极），直到船搁浅了，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种子卸下来，他们就回去了。“犯人们”要自建房屋、寻找食物，才能生存。许多人饿得上垃圾箱里拣食物吃，结果第二天就腹泻而死。
马员生看到的、经历的大批犯人和远东地区流放过来的人能活着回去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远东地区除了华侨以外，还有大批华工，所以至少有三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迫害流放，其中二十万以上的人已经被折腾死。
斯大林对中日两国的计算
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从来没有进攻苏联的计划，他们倒是害怕苏联的攻击或中国人从苏境打进来。所以在黑龙江千里边境构筑了许多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一二米厚的钢筋水泥连环堡至今犹在。
日本人仰仗的是关东军，关东军的大本营就在东北，后来关东军敢于只留下个空架子，就是他们知道斯大林帮助他们把边境对面的中国人，逮捕流放，扫荡精光，才放心进攻华北华南。
后来，美军的一位情报上尉从俘获的日本战俘暗号中破解出，原来这是真正的关东军。留在东北的“关东军”早就是老弱病残组成的空架子了，真正的关东军已消耗在太平洋战场上。上尉立即把这一重大发现报告上司，可惜他的上司只是个少校，不知道甚么时候才能送到海军部长史汀生那里。如果那时美国总统知道个情报，就不会讨价还价邀苏联出兵东北。那中国的历史也要改写了。
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大量捐款，支持国内抗战。但是离国最近人数较多的苏联华侨，在斯大林的制止下都没有轻举妄动。
1944年，盟军在签署雅尔塔协议后，斯大林分割世界版图的条件得到满足后才答应出兵东北，帮助中国抗日。
政府对犹太人的限制政策，即“国家反犹太人主义”
在前苏联，反犹、排犹政策可以说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连续性。十月革命前，沙皇政府推行的是大俄罗斯主义政策，不允许其他民族独立存在，通过推广所谓义务国语(俄语)和强迫改变宗教信仰等方式，对其他民族强制实行俄罗斯化，企图使他们融于俄罗斯民族之中。在这种政策下，犹太人受到的歧视和迫害尤为严重。如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禁止犹太人在政府机关里任职，把许多犹太人赶出莫斯科，规定犹太人除了规定的“住区”外，不得拥有土地，不得在农村定居. 1881年沙皇被刺，犹太人被指控参与了阴谋，于是，在俄国掀起了屠杀犹太人的狂潮。沙皇政府还禁止犹太人穿本民族服装和遵守本民族风俗习惯，强迫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不服从者处死等等。在沙皇政府这样反犹、排犹的高压政策下，犹太人的民族性遭到严重摧残。
针对沙皇政府所推行的民族歧视性政策，列宁早在十月革命前就一再倡导民族平等的原则，提出给少数民族以平等的权利。他曾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废除对犹太人权利的一切限制的法律，要保障犹太人同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列宁所倡导的民族政策得到贯彻实施，因此，犹太人一度获得了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但从20年代中后期开始，又出现了反犹主义苗头，犹太人被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所有犹太宗教学校被关闭，宗教书籍被禁止出版，共产党犹太支部被解散。反犹主义在40年代后期的反“世界主义者”的斗争中进入高潮。在这次运动中，苏联文艺领域中的犹太知识分子，被指责为“世界主义者”，说他们是没有国土的人，背弃和仇视俄罗斯传统。许多犹太人为此遭到逮捕，一些犹太人办的刊物和出版社被封闭，犹太剧院和其他一些机构被捣毁。这次运动不仅针对犹太文化知识分子，而且对犹太人进行了全面的清理，禁止犹太人在国家机关工作，限制高等学校招收犹太人学生，许多科研机构和企业也采取限制犹太人的措施。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这一段时间被苏联犹太人称为“黑色年代”. 1952年又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医生间谍案”，苏联当局宣布克里姆林宫的9名医生中有6名据了解是犹太人，企图暗害苏联领导人，宣称“这个恐怖集团的大多数成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的国际犹太资产阶级组织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有联系……" 随后，成千上万名犹太专家遭到清洗，犹太人撰写的书籍禁止发行，甚至连犹太医学专家研制的药品也禁止使用。
对待精神病人最坏的例子——前苏联：政治迫害
苏联在这个事情上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不知克格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精神病学运用于政治斗争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材料，似乎斯大林时期不怎么爱用这种手段。有资料显示，在波列日捏夫时期特别是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主席之后，苏联才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地用精神病学方法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主席后，像他的前任一样对异己毫不留情，但他改变了策略，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实行法律惩罚，而是更多地把那些人关进精神病院。1967年，安德罗波夫和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晓洛科夫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精神病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报告列出了一些“闻所未闻的”向苏维埃政权挑衅的例子：克雷先科夫希望在红场用自制的炸弹炸死自己；某人钻入列宁墓，差一点就要砸开列宁的石棺；杰久克，一个探寻“真理”已走火入魔的人，在克格勃大楼前的广场自焚。报告令政治局委员大为震惊。在这之后，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1978年，苏共中央责成以柯西金为首的一个委员会了解苏联社会的精神状况。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近几年精神病人的数量有所增加。结论是，除了80所普通精神病院外，还必须建造8所专门的精神病院。1983年苏联精神病学家抢先一步退出了世界精神病学会，从而避免了因为故意虐待病人而被动地被该学会开除。在70年代末，群众出版社内部翻译出版的《谁是疯子》叙述了一个实例。《谁是疯子》的作者是苏联遗传学家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在这本书里，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讲述了自己被精神病学家诊断成精神病人的过程。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著有《李森科的反遗传学理论给苏联农业造成的危害》、《李森科兴衰史》、《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与国界》等书。也许是这些书触犯了一些人，1970年 5月的一天，一小队民警和两名医生一起来到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家里，医生说他有接受诊断的必要，于是将他带到精神病院。以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犯罪心理学研究所的伦茨博士为首的精神病学家进行了诊断，他们发现的症状有：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从事本专业科学之外的研究，表现出双重人格；自身评价过高；近年来科研成果质量降低，而其它写作则过分繁琐，缺乏现实感，对社会环境适应不良，表现出“固执的寻求真理的妄想”，“思维周密但对现存情势缺乏批判态度”，“偏执狂性的改革妄想”，“证明自己的观点时讲话很多而且讲得很热情，驱使对方相信”，“具有专制者的派头”，“行为突击，积极．．．．．．把一些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叫喊要为民主和真理而斗争”。结论：“带有偏执狂性改革妄想的、病程发展缓慢的精神分裂症”，需要隔离治疗，以体现政府对不幸者的关怀与爱护。幸好有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的孪生弟弟，历史学家罗伊·亚·麦德维杰夫积极奔走，一批苏联科学家纷纷对上述结论的质疑。因为他们“有损于苏联精神病学的声誉”的“非爱国主义行为”，终于使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获得释放。
直到1988年，情况才发生转变。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有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1988年，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列别捷夫在《俄罗斯联办刑法典释义》一书中承认：“过去曾发生过将精神健全，但表现出异己思想的人，即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关入精神病院的事情，这曾引起国际上民主舆论界的谴责。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终止了，而刑法典第128条规定了将他人非法赶入精神病院的刑事责任。”
苏联红军在德国的兽行
当德军把年轻的女布尔什维克----卓娅绞死并割去阴户和双乳时，这仇恨的种子就已埋在了苏俄红军的心底。
英国一本讲述二次大战期间，苏联红军强奸德国妇女的书籍出版后，很多沉默了50多年的受害人，都纷纷打破缄默。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首相科尔的夫人，她在去年自杀身亡。当年她只有12岁，和母亲同时被红军强奸,军事历史学家比弗出版的《柏林：1945年沦陷》，是根据俄罗斯档案中一些未经公开的材料，德国、美国、法国和瑞典的战争档案，以及受害人的忆述而写成的。
他在书中指出，在差不多三年多时间里，苏联红军由普鲁士与纳粹德军作战并攻打柏林，估计共有200万名妇女被奸，其中有些更是被人轮奸。单在柏林，就有13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打击自杀。
被强奸的妇女在战后由于受惊过度，一直都不愿再提起这件事，由于红军被视为将德国从纳粹手上解放出来的英雄，他们犯下的罪行被视为禁忌，无人敢再提。而比弗也收到很多受害人的信件，其中部分人还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例如有些妇女不想落到红军手上而自杀，有人因奸成孕，感到羞辱而将亲生女儿杀死，还有学校女生集体自杀。
英国人比弗是军人出身，后来转当作者，著作中包括讲述西班牙内战，和有关二次大战的书籍。他表示苏联当年对红军的暴行视若无睹，是要报复纳粹德军强迫苏联和乌克兰少女做军妓。
该书今年9月在英国发售后，被俄罗斯驻英大使指为"侮辱"，俄国军事专家否认书中内容，但不少当年的受害人看过书后，再度勾起多年前的伤痛，并公开这段被人忽略的历史。
受害人公开历史
《柏林：一九四五年沦陷》已在英国发售，被俄罗斯驻英大使指为“侮辱”，俄国军事专家并否认书中内容，但不少当年的受害人看过书后，再度勾起多年前的伤痛，并公开这段被人忽略的历史。
当年被苏联红军强奸的玛尔塔现在已八十多岁，她将抑压多年的悲痛往事公开：“他们(红军)发现我时，叫我埋葬已死的希特勒青年团尸体。有六名红军将我推到墓地旁边，然后一个一个轮着强奸我。”她重复说：“我并没有说谎，我没有，你一定要相信我。”
由于红军享有崇高地位，很多妇女都恐怕没有人相信她们的说话。一名移居到英国的德国妇人说：“我原本想写一本自传，但没有人相信我的说话，我想我自此后便有少许神经失常。”
有些妇女在多年以后还未能接受这段痛苦的事实。一名受害妇女说，一名红军战士尝试强奸她的母亲，于是她抢了那名军人的枪，企图勒死他。但事实是她并没有勒死那名红军，反而被红军强奸了，只是她至今的创伤还未平复，所以希望用谎言欺骗自己。
《柏林女人》：女记者被轮奸
2003 年，德国女记者玛塔·希勒丝在1945年柏林沦陷期间撰写的日记《柏林女人》再版，书中以作者的亲身经历证实：1945年德国沦陷之后，苏联红军曾强奸了无数孤苦无助的德国妇女。
1945年，希勒丝刚刚三十岁出头，依然单身，家住东柏林。德国沦陷之后，由于害怕，她躲进了自家的一间地下室里。4月27日，一群苏联士兵在地下室里发现了她，立即七手八脚地把她拖到走廊里轮奸了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希勒丝凭借一口流利的俄语，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条件，找到了一位苏联高级军官做靠山，侥幸地活了下来。希勒丝在书中说，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生存。
战争总是丑恶残暴的
《拯救大兵瑞恩》一开场被炮弹掀起的水柱此起彼落，登陆艇的钢板船舷被机枪打成筛子，冲向岸边的士兵被击中，胸前鲜血喷涌，炸断的手臂，撕下的大腿，掀开的皮肉，刺出的骨头，胸腔翻开，肠肚横流，满脸血污，身首异处，布满了几百米宽的海岸。斯比尔伯格把战争的残酷无情、战争的丑恶恐惧描写得淋漓尽致，令人震撼。他用最形象、最生动、最直接、最明了的语言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坏人还是好人，英雄还是狗熊--死得都是那样脏、那样破、那样恶心、那样难看。他把描写战争的片子拍成了反战的宣言。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好莱坞很多其它战争片，还有我童年时看过的很多"打仗电影"，演的都是"好人"的机智与英勇。即便有牺牲，也是化妆得整整齐齐，额头裹上一条象征性的绷带，微笑的嘴角或许有一滴鲜血，在曙光的照耀中，安详地死去。这些电影不是在描写战争的真实，甚而美化牺牲，宣扬英雄主义。难怪在这样的电影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人不怕死，不怕战争。
《解放者与被解放者--强奸、儿童、战争》
战争无论"正义"与否，都是残酷无情的。这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常常体现在给平民所带来的灾难上。无论战争的发起者与指挥者怎样标榜自己军队的风纪，侵扰，甚至掠夺、凌辱、虐待、强奸对方的平民、妇女，在所难免。
1990年著名女权运动家海尔克·桑德与芭芭拉·波尔合作编写并导演的电影《Befreier und Befreite. Krieg, Vergewaltigungen, Kinder(解放者与被解放者--强奸、儿童、战争)》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激烈的讨论。桑德采访了很多经受了战争创伤的妇女，让她们在摄像前讲述自己遭受苏联红军轮奸的经历。作者在同名的书中写道："1945年，当45万红军攻打柏林时，城里有140万姑娘和妇女。1945年初夏到秋天，这些姑娘和妇女中有11万人遭到了红军士兵的强奸，占总数的7.4%。……这些遭到强奸的、处在生育年龄的姑娘和妇女中，有11000人怀了孕……被强奸的姑娘和妇女的人数与强奸的次数不重合，因为40%的受害者被多次强奸。……历史学家莱西灵估计，在柏林有一万妇女死亡或者留下了终身的伤残。"
很多妇女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军队所到之处，不仅烧杀抢掠，而且高声呼喊："Frau komm（女人来）"。他们挨家挨户搜集德国妇女，从未成年的小姑娘到中年以上妇女，进行集体强奸、轮奸。很多妇女不堪暴行而惨死，另一些妇女不能忍受侮辱而自杀。剩下的年富力强的则被抓回西伯利亚作苦工，成了活的战争赔偿。苏联军官索尔仁尼琴回忆说：最幸运的是那些没有被强奸就被枪毙的德国妇女们。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估计，在1945年4月24日到5月5日之间，柏林有近50万妇女遭到红军官兵的强奸，占总数的30%。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苏联红军士兵强奸的德国妇女总数在200万以上。
但是，仅仅指责苏联红军对德国妇女的暴行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德军，特别是希特勒的冲锋队在进攻波兰和苏联时，所到之处，不仅强奸了很多当地的妇女，而且设立了大批公开与非公开的妓院，强迫这些妇女"慰藉"德国官兵。斯大林在反攻开始时曾说：血债要用血来还。
暴力与战争强奸的心理背景
战争的暴力对平民，特别是平民中的弱者--妇女、儿童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妇女大规模的集体强奸、轮奸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二战中日军官兵对菲律宾、韩国和中国妇女所犯下的罪行也是无比残暴。前南斯拉夫解体后爆发的诸多战争中，塞尔维亚正规军与民兵曾经大规模集体强奸波黑族的穆斯林妇女。可以说，妇女已经成了历次战争的一个特殊的战场，强奸成了一种特殊的武器与战斗方式。
为什么在战争中--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强奸的现象这样普遍呢？迄今为止在社会流行着这样的误解：强奸犯是受性欲望驱使，是某些男性性饥渴的表现。有人甚至猜测，如果妓院合法化，强奸案就会减少。但是，通过现代社会学、心理学、行医学等等的研究，我们知道，强奸首先不是一个性行为，而是一种暴力行为。著名女社会学家露特·赛福尔特曾简短、精辟地指出："强奸不是性欲望的暴力表现，而是通过性来实现的暴力。"从对强奸案件的审讯与调查，从性医学医生和心理治疗家对当事人的询问，被强奸的人几乎没有把强奸看作一个性交过程的；强奸犯常常谈到在强奸时对对方的优越感、统治感、对对方的侮辱与虐待。换句话说，强奸首先不是为了满足强奸犯的性欲望，而是为了满足他（她）对弱者的优越感和凌辱与压迫的愿望，性仅仅是强奸犯对受害者施暴的一个手段。另外，在很多强奸案中强奸犯不仅强行与受害者性交，而且还要打骂受害者的事实，也支持这个论点。
性行为作为一个重要的暴力手段有着深远的历史。在很多文化圈中，被征服的部族的妇女被当作战利品来满足征服者，犯人的妻子要被迫去当官妓与营妓。由于性行为是人类最隐私的行为之一，在男权社会中，与一个女性发生性关系通常被看作对她的物理占有。
明白了强奸的社会学与心理学机制，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强奸成为战争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了。战争无非就是暴力，就是占有，就是征服，就是对对方的凌辱或者报复。
对一个人、一件事做评价时，我们常常喜欢说：关键看动机。人类的司法实践--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把动机看得非常重。在中国文革中流行着"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说法。这种错误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现代更得到了发展。在我们这个技术化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盛行的时代，技术、手段被当作中性的东西，而逃脱了任何道德的检验，手段与目的越来越脱节。
所以，我们不仅要用道德的尺子去衡量那些动机，更要用道德的尺子去衡量那些手段，因为，手段才是真正导致后果的部分，而不是动机。如果我们用这个原则来检验战争，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战争是能够符合我们的道德共识的，就像没有一个强奸是可以被我们容忍的一样。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