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柏案

第一部分序幕
海关高级督察为何自杀？
对廉署扫描的镜头由近及远，让我们先从2005年夏天的一个案件说起。
春节之后，香港特首董建华因为健康原因辞职。这起事件并没有影响香港社会的正常秩序，没有影响香港特区政府的运作，包括廉政公署的运作。
2005年5月12日晚上，香港的电子媒体报道了一则消息，海关高级督察黄肇铭被廉政公署拘捕后获释，在获释当晚被发现堕楼身亡。那么，这位海关高级官员，缘何会走上自杀之路呢？他究竟被廉政公署查出了什么？
已被释放却又自杀
5月10日，香港廉政公署展开代号为“九江”的行动，拘捕海关高官黄肇铭、梁灏及国际唱片业协会一名高层职员等六人。黄被指涉嫌收受侦探社合共逾百万元利益，泄露海关机密情报给对方。侦探社则涉嫌凭此向唱片业协会或其它商业机构招揽生意。据悉，有人拿着这些资料，向委托他们调查盗版或侵权个案的商业机构，收取数十万至百多万元不等的巨额调查费。
黄肇铭在被扣查48小时后，获准保释。然而黄肇铭拒绝保释，他认为廉署如有足够证据便马上落案起诉，否则就要释放而非保释。后来，黄肇铭也确实获得了他想要的无条件释放。他离开廉署的关押地点后并没回家，而是直接赴九龙的青衣探望年迈的母亲，跟她吃完最后一顿晚饭后，就在母亲寓所附近的多层停车场上，从七楼一跃而下，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52岁的黄肇铭身为海关的高级官员，履历光鲜。他1973年加入香港海关担任督察，1996年升至高级监督，1998年获海关荣誉奖章并曾经出任世界海关组织主席，2000年更担任署理助理关长，达到事业的顶峰。月薪9万港元，随时可以申请退休，退休后不仅可以每月支取数万元的退休金，过上悠闲舒适的生活，也可以像其他退休官员一样再受雇于私营公司，继续工作，收入绝不会低于退休金。廉署既已将其释放，说明至少目前他不会受到起诉。因此，人们普遍对黄肇铭的弃世感到不解。
事实却并不那么简单。廉政公署早已盯上了黄肇铭，释放并不意味着黄肇达身家清白，只不过廉署暂时还不想网收紧。对于自己的问题，相信黄肇铭也心知肚明，长期处于廉署反贪侦察的压力之下，在被廉署请去喝咖啡时，他的心理已经崩溃，在获得了自由之后，他便选择了终结自己的生命。
一名接近廉署的知情人士说，“如果他早点收手，可能不会出事”。早在2000年7月时，已经担任署理助理关长的黄肇铭，正准备提升为助理关长。香港的中高层公务员提升都需要通过品格审查，廉署在品格审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这种审查是上级对下级的审查，而且内容并不公开，因此官员的品行疑点，即使够不上纪律处分更没有进入法律程序，但是因为有疑点，就会影响提升。黄肇铭的情况就是如此。廉署此时已经在注视他的情况并且立案，但是证据不足，一直未对他采取行动。
黄肇铭升职无望，仍任原职。他收入高，但没有购入任何物业。据报道他的财政状况出了问题。他经常到澳门，澳门是个小城市，港人赴澳，十之八九是去赌博，黄肇铭到澳门显然也是赌钱。有人说他在澳门养了一匹参加赛马的马。黄肇铭的一些下属也透露他经常出入位于尖沙咀的“大富豪”夜总会，或者类似的一些高等消费场所。廉署掌握了这些情况，黄肇铭自然就成为关注的重点。
为盗版者提供机密
在32年的海关生涯中，黄历任不同职位，最突出的是于1996年，在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任职，当时他专责扫荡盗版光盘及冒牌货品等，是香港打击盗版的先驱。黄肇铭特殊的工作性质使他能够接触到有关的机密调查资料，也与一些调查盗版的私家侦探很熟悉，也正因为此，他开始与私家侦探社有了金钱上的往来。
那么，海关工作人员为何会与调查盗版的私家侦探之间扯上关系呢？一名私家侦探透露了内里乾坤：“外面专查盗版的私家侦探，很多都是退休的海关或者警队高层人员，他们利用自己的工作经验，加上在纪律部队的人脉，很容易得到唱片商同名牌商的信任，获得这些商人的委托调查翻版生产线。
“朝中有人好办事，其实是这一行内的公开秘密，有时海关调查到盗版商据点，谁知道执行逮捕时，反而被盗版商的律师反咬一口，因为很难找到海外版权持有人来作证，只得前功尽弃。如果扣住某一个案件，有人可能做顺水人情，放料给私家侦探去收拾后事，有时海关还没有行动，就给自己的关系户（私家侦探社）先拿去做了生意……”
不要小看这些生意，私家侦探社拿到机密资料后，可以直接上门向有关品牌公司兜揽生意，不但成功机会大，而且很容易从中大赚一笔。例如一些热播的电视剧盗版光盘或伪造的名牌手袋，光是调查费就高达几万至几十万元，厂商成功起诉这些盗版者和假冒厂商，私家侦探还可以分到花红奖金。香港唱片商会会长兼影音公司负责人詹峰承认，行内聘请私家侦探来调查盗版光盘是很普遍的，他说：“我都有请私家侦探查《医道》（韩国电视剧）的盗版光盘，现在已经花了几万元了。”同时他也承认，越是卖得好的光盘，调查费就越贵，“听说过有个行家出了十几万元，请私家侦探去调查在大陆的盗版生产线。”
私家侦探能够得到愈多资料，则调查的成功机会就愈高，若是某个私家侦探社能通过特殊消息渠道，比如海关或者纪律部队那里收到消息，可想而知，他们将多么受到正版生产商的欢迎。
另一方面，正版生产商为了打击盗版，除了聘请私家侦探社调查外，有些还自己设立奖金及花红制度，并鼓励属下员工举报。假若盗版生产线成功被执法单位捣破起诉，则该员工就会获发奖金，或者特别花红。奖金的数目，则视乎该产品的受欢迎程度，及产品的销售成绩，一般由数万元至十数万元不等。“我们业界普遍都有这种奖金同花红制度，据说一些唱片业协会也会内部提供花红，以鼓励属下员工举报。”香港唱片业商会会长詹峰表示，举报人必须是业内员工，外人就算知道消息，也不能获得奖金。不过，部分唱片公司为加强打击翻版力度，近年开始向普通市民提供奖金。BMI唱片公司负责人邓先生承认，他们实行这种制度，“我们一张唱片盗版举报，都有最少二万五千元奖金，如果是自己员工举报，就肯定会高过这个数目。”据业内人士透露，如果成功举报一条生产线，奖金更可能高达20万以上。
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分会）IFPI是一家私人公司，招揽香港大部分唱片公司成为其会员，然后代表唱片公司会员向外界收取唱片版权牌照费。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现行之版权条例，任何人士在公开播放唱片公司之任何录音制品、音乐录像或卡拉OK前，必须向所属的唱片公司申请播放牌照。但因各唱片公司无法获得外界播放其音乐产品的数据，IFPI便充当调查员及收费员的中间角色，替唱片公司向外界收取版权费，赚取中间人的佣金后，再分发给唱片公司会员。香港作曲及作词家协会CASH也是一家私人机构，招揽的会员是本地的作曲家及填词人。该会替会员向外界收取播放其音乐的版权费，包括公开表演及播放会员创作的音乐旋律及歌词，都由该会收取版税后，扣除约20%行政费，然后将余数给予版权持有人。有业界人士私下认为IFPI和CASH为私人的讨债公司，专替唱片公司及歌曲创作人向外面追讨版权费。由于这两间公司的营运透明度低，其实际的赚蚀情况，连唱片公司及业内人士也不太清楚。
和黄肇铭一起被廉署调查的，正是一家私家侦探社和IFPI的负责人。廉署据称掌握了黄肇铭触犯受贿、泄漏海关机密资料、非法接受贷款及以虚假资料骗取津贴的罪证。
以生命为代价中止廉署调查
廉署的一名总调查主任在黄肇铭获释前警告他：“别以为放了你就没事，放了还可以抓，48小时后再和你一起到律政署申请检控。”自称是“廉署眼中钉”的尹学伟是黄肇铭的律师，他指控廉署是在恐吓黄肇铭。
黄肇铭在海关以乐善好施著称，很多属下接受过他的金钱帮助，他也因此建立了自己的亲信圈子和很多“马仔”。
黄肇铭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使廉署中止了对他的调查，他没有被定罪，家人也就可以领取他的退休金。但是接受过黄肇铭好处的海关人员却人心惶惶，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成为廉署的调查对象。
从黄肇铭案，我们可以看到廉政公署办案以及香港政府官员涉嫌违法面临调查的情况之一斑。廉署监察香港的行政机构，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香港特有的反贪制度和文化。

[ 本帖最后由 Persephone 于 29-4-2008 03:15 编辑 ]

上世纪70年代，香港政坛最大的弊端便是贪污，而警方的严重贪污，更是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也就在这时，人们注意到了警方的第三号人物、港英总警司葛柏，正是这样一个靠贪污发家致富的人物。
将葛柏捉拿归案的全过程，好似一出警匪片一样，情节跌宕起伏。葛柏越过重重关卡逃回英国，港英当局则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证人证物，最后则是动用直升机、私家轿车等交通工具，极尽豪华地将其押解回港。最终，正义得以彰显，葛柏被判入狱。
港英当局为了消除当时香港公务员特别是警方的严重贪污，决定设立廉政公署，先从英籍总警司葛柏抓起，是老谋深算的做法。香港的警务人员大部分是华人，中上层的警官大部分是英国人。如果先抓华人贪污大案，会激起华人警员警官的强烈不满，使反贪一开始就难以取得进展。先抓葛柏，一方面可以平息社会上的不满，另一方面是给警方一个明确的信号：反贪一视同仁，不会采取双重标准。事实证明这一招是见效的，廉署成立伊始就先声夺人，树立了反贪的权威。
香港1973：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
1973年,此时的中国内地还处于文革的动乱时期，而地处珠江出海口的香港，作为东亚四小龙之一，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社会上歌舞升平，一片繁荣景象。不过香港第一个股灾也正是在这年3月爆发的，恒生指数由1700点暴跌到500点，1972年的全民炒股到了此时，已经变成了全民恐慌。3月份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逾万教师走上街头，参与反对减薪的大游行，规模之大在香港是史无前例，港英被迫收回成命。
第一个名扬国际的华人功夫巨星李小龙在这年夏天暴毙，中国大陆之外的世界华人为之震惊和悲伤。香港的无线电视台首次举办香港小姐选举。当时19岁的台湾美人林青霞这年第一次出现在《明报周刊》的封面，这些都是港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港英政府从税收中积累了大量资金，在这一年开始兴建公屋，为中下阶层的民众提供符合基本要求而又租金低廉的住房，市民的居住条件逐渐改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香港从开埠以来就在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之下，在经济起飞之前，香港经济主要是依靠自由港地位从事转口，经济规模不大，官员的贪污和腐败问题不是很严重。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香港的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亚洲主要的轻工业生产和出口地区，财富的迅速增加和积累，官场特别是纪律部队（包括警察、海关、出入境管理、惩教、消防等部门）内部缺乏约束和惩治机制，官员受贿、贪污的腐败情况愈演愈烈，市民为了维持生计及快速取得应有的服务，只好被迫用“走后门”的方式。当时“茶钱”、“黑钱”、“派鬼”等各种代替贿赂的名堂不断出炉，市民不仅熟知门路，甚至将贿款当成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警察单位，贿赂尤其严重，当时受贿的警务人员包娼包赌，贩毒赌博样样来，造成社会秩序失序，市民苦不堪言，这时才真正感受到贪污的祸害。警察尤其是各级警官普遍收受贿赂，民众到警察机关办事都要送红包，成为一种潜规则。民众对此十分不满，60年代中期一度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反对港英统治的情绪也开始抬头。
除了在官场，贪污在公共服务机构中也相当严重，例如救护人员送病人就医前要索取“茶钱”，消防队员开水喉（自来水管）灭火要收“开喉费”，医院病人也要“打赏”给打扫的清洁妇，才能取得开水和便盆，所以当时市民只要使用公家机关的资源，就必须要知道怎样行贿。
此时在香港大学生中，保钓一代已经产生，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潮开始在大学生当中激荡。香港培养精英的主要学府是香港大学，在这一年的毕业生中，涌现出了一批精英，在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香港政界、工商界和文化界的名人。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殖民当局的腐败十分不满，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对港英当局构成了极大的压力。港英很明白，如果不能比较彻底地展开反腐并且从制度层面防止腐败，港英的殖民统治就会受到强大的挑战。
   

在此时，葛柏案的爆发就有了那么一点顺理成章的意思，而葛柏案的查处，也就直接促成了廉政公署的诞生。
葛柏(PeterGodber)是英国人，从1953年开始在香港警界工作，先后在湾仔和启德机场的警署任职。当时香港警方各级警官中，来自祖家（香港民众对英国的一种称呼）的比例很大，葛柏就是大批来自英国的警察之一。葛柏被调查时，已经是香港警方的总警司,在香港警方的地位，仅次于警务处正副处长。
港英时期的香港警方也有内部的调查机制即检举贪污组，他们在1970年代初已经开始怀疑葛柏的实际收入远远高于其警察的工资。一笔1.2万加元的储蓄，首次引起香港警方对葛柏财富来源的怀疑。虽然警方当时还没有掌握显示这笔存款属贪污所得的证据，但帐户是葛柏用假名“卓柏”和虚构的外交官身份，在加拿大一家银行开设的，警方当然不会对开设帐户背后的理由视若无睹，因此调查随即展开。
警方自1971年开始调查葛柏，但搜查取证工作并不顺利，这个代号为“哈瓦那”的调查工作停滞不前。葛柏申请提早于1973年7月退休。就在葛柏退休前三个月，当时的警务处处长再次收到情报，表明葛柏不断将大批现款汇到海外。检举贪污组全速展开大规模调查，在一个月内联络了香港480家持牌银行，追查葛柏的财政状况。他们起初发现葛柏在港拥有近32万港元存款，另外刚汇出两万加元到其加拿大的帐户。后来葛柏申请再提前一个月退休，警方遂加快搜证，发现他在之前的五年内，在本港的储蓄或海外汇款高达62.4万港元，存款和汇款的地点分布于澳洲、新加坡和加拿大等地。这笔款项差不多相等于他由1952年到1973年任职警界所得的薪金总额。表面证据成立，葛柏又退休离港在即，警方虽仍未能证明其财富乃是从贪污得来，但认为不可再拖延，必须先发制人，当即向警务处处长申请勒令葛柏暂时停职接受进一步调查；并在律政司的建议下，首次引用当时的《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作为法律根据，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在通知葛柏受审当日，调查人员搜查葛柏寓所及汽车，并分别在其汽车及宿舍内搜出三本疑为“收取黑钱”的记录册及一批与其财富有关的文件，还有两盒共数十条银条。
点算这些证物，葛柏的表面财富已超过437万港元，差不多等于他任职警界以来全部薪金的六倍。以当年的物价和工资水平来说，葛柏绝对可称得上为超级富豪。
搜查葛柏行动后，警方随即部署，决定在6月11日，即葛柏解释财富来源的一个星期限期届满时，如果葛柏不能作出满意解释，便立即拘捕他。同时，为防止葛柏畏罪潜逃，警方更要求当时的人民入境事务处通知其辖下启德机场的各个关卡人员，禁止葛柏离境。但是法例上容许的这一星期的“真空期”却令形势发生逆转。在6月11日前，因为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葛柏有罪，警方无权逮捕葛柏，也不能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于是，6月8日，葛柏凭借着一张警务人员机场禁区通行证，绕过入境事务处的检查，成功登机潜逃返英。
   

葛柏遭到警方的搜查之后，香港报纸就开始追踪这桩案件的进展，社会各界都在猜测，这个因为收受了大量贿赂而致富的警方高层，会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香港市民以这只大老虎是否会被捉，作为观察港英是否真的有决心和能力肃贪的验金石。
葛柏在警方的眼鼻子底下公然潜逃回到祖家。消息见报，积怨已久的民意爆发。来自各阶层的市民纷纷上街抗议，港九各地上千人在港岛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大型集会，“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响彻维港上空。
为平息民愤，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SirA.Blair-kerr)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1973年10月，港英政府采纳了委员会的建议，于1974年2月成立了独立于警务处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廉政公署，致力打击贪污，并即时接手调查葛柏案，全力缉捕这位曾红极一时的总警司归案。
葛柏成功潜逃回英国，以为可逍遥法外，用不义之财安度余生。这位贪官认定由于港英两地法例不同，英国并没有“财政状况与官职收入不相称”的控罪，因此港府难以以此控罪引渡他回港。
葛柏的如意算盘的确几乎令警方检举贪污组先前的努力前功尽弃。不过已接手葛柏案的廉署并未气馁，这个新的反贪机构决心要找出新证据，将这个大贪官绳之于法。当时，廉署派出多名首长级人员，包括廉署首任执行处处长彭定国（JohnPrendergast）、副执行处处长夏烈联（GeraldHarknett）同两位助理处长及数名高级调查人员组成核心调查小组，根据警方先前找到的蛛丝马迹，积极寻找破案线索。可惜，物证虽有，却苦无人证。当时参与“捉拿葛柏”的现任廉署总调查主任黄国梁说：“我们手上已有很多证物说明葛柏拥有大量难以解释来源的财富，只可惜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指证葛柏。或许是当时市民的观念仍十分保守，他们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同时对于新成立的廉署也缺乏足够信心。但我们相信时间以及我们的表现必能令我们争取到公众的信任。”
最重要的是证据
经过不懈的努力，廉署的调查最终有了新突破。当时，一名涉及另一宗贪污案的外籍前警司，在狱中表示愿意向廉署提供葛柏贪污的重要罪证。他透露曾目睹葛柏收受一名华籍前警司2.5万元贿款，以助该华人警官取得湾仔警司的“肥缺”。廉署执行处处长及副处长亲自参与搜集证据，他们多次亲自到狱中向这名前警司录取口供。有了这个证人，廉署立即拘捕该名华籍前警司，并于1974年4月29日透过英国警方协助，将葛柏拘捕。涉案的这名华籍前警司也答应转为廉署污点证人，指证葛柏的贪污罪行。
事实上，两位前警司的口供跟廉署已取得的物证颇为吻合。警方之前在葛柏寓所搜出的证物中，其中有两张纸，葛柏在上面亲笔记录了财富状况，廉署根据这件证物，从中计算出在1971年5至11月期间，即葛柏收受该名华籍前警司的贿款后，葛柏的财富明显有可观进账，数目急升9万多港元，此笔巨款应该已包括了前述2.5万元的贿款和其他贪污收入。
人证物证俱在，廉署人员随即部署引渡葛柏返港受审的行动。但葛柏在引渡聆讯中矢口否认控罪，令廉署的引渡行动一再受阻。最后，经过近八个月数度聆讯，伦敦法庭终判令把葛柏解回香港受审。
   

在葛柏逃离香港一年半之久后，1975年1月7日，廉署终于在高度严密的保安下，将其押解返港。这次的押解过程，其惊险刺激程度，如同一场好莱坞大片。
载着葛柏回港的客机尚未降落在启德机场，逾百名中外记者早已在各有利据点等候多时，为了捕捉葛柏抵港的一刻，记者分别守在机场各主要出入口和廉署预早泊在机场闸口的汽车附近。正当记者们巴望着葛柏数分钟内出现时，停机坪那边却突然响起了直升机的螺旋桨声，葛柏已被押上直升机，又一次“逃”离机场了。
参与安排葛柏押解过程的现任总调查主任黄国梁忆述当年的特别任务时说：“葛柏案如此轰动，我们预计机场必会聚集大批记者及市民，为免人多造成混乱及防碍保安，我们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他们一方面安排了两辆汽车停泊在机场接机闸口附近，假装接机，转移视线。另一方面，在葛柏乘搭的航机降落位置附近早已安排了一部直升机，待葛柏在航机内办妥入境手续后，便把他带往直升机直飞中环添马舰，再转送到中央裁判署。为掩人耳目，他们弃用了政府车辆，在事前征用了一名调查员亲友的车，这辆名贵轿车全港仅有几辆。而为免葛柏被记者摄入镜头，更在车窗上贴上玻璃纸。此外，还租借了两辆汽车作护航。
黄国梁说在解送葛柏往裁判署的过程中，时间必须分秒不差，保安任务才可以成功完成。因此行动之前，廉署人员曾多番“试路”，计算各步骤及路程所需时间，务求行动的每一步准确地配合。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行动当日，我们在机场真的成功转移了记者及围观市民的视线，但记者一看到接载葛柏的直升机起飞，便立即由启德机场开车赶往港岛金钟的添马舰（现为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部），穷追不舍。而正当我们由添马舰驾车解送葛柏到中央裁判署时，其中一辆护送车却突然抛锚，吓得我们一头大汗。幸好数分钟后，车辆恢复正常，总算有惊无险。”黄国梁说。
而那边厢，记者仍然不放过每个采访拍照的机会，数十部摩托车和采访车风驰电掣紧贴解送车队的四周。黄国梁说：“当时的记者，一个驾着摩托车，另一个转身坐在后座，不停拍摄载着葛柏的房车，可谓险象环生。”
黄国梁说除了声东击西策略外，整个行动还有其他保安措施配合。例如廉署首次派遣六名配枪人员与近二十名调查人员，“贴身”保护疑犯，再加上警方的协助，阵容的确非常鼎盛。此外，身为押解队之首的廉署执行处助理处长，在由伦敦起解到香港中央裁判署整个过程中，一直“贴身保护”葛柏，到达香港时，更用手铐把自己和他扣起来，以确保万无一失。
黄国梁透露，为了部署这个特别任务，杜绝任何泄密的可能性，接机过程的保安措施全都在负责这次行动的高级调查主任家中策划及部署。他说：“就连行动当日，我们十多位队员也是在他的家里集合及出发。除我们及高层之外，没有人知道整套保安计划是怎样执行。”
将总警司定罪
葛柏于1974年2月17日在维多利亚法院接受审讯。当时港英政府更首次从英国聘请优秀的法律专才来港出任此案的检控官，反映了港英对此案的重视和打击贪污的决心。葛柏结果被控一项串谋贿赂和一项受贿罪，经过六天半的审讯，终被判罪名成立，入狱4年，2.5万港元的贿款悉数充公。
当年主审葛柏案的杨铁梁法官介绍说：“根据案情，葛柏两项控罪的最高刑罚分别是5年及7年。量刑时，须将葛柏在英国被拘留约1年的刑期计算在内，所以实际上葛柏被判的刑期颇接近最高刑罚。”后来，葛柏虽先后上诉至香港最高法院合议庭及英国枢密院（港英统治时期香港的终审法院），均遭驳回。一度在警界叱咤风云的总警司结果锒铛入狱，为自己所作的贪污罪行付出代价。1977年葛柏刑满出狱，即隐居西班牙，从此失去踪影，估计已经不在人世。
廉署随后还正式入禀法院，经民事起诉程序追讨葛柏从贪污所得的四百多万财富。追查工作虽因葛柏的财富分散于海外多个地区而遇到重重障碍，但廉署至今仍在穷追不舍。
葛柏被定罪后，港英针对办案过程发现的漏洞，修订《防止贿赂条例》，删除了第10条的解释期规定。廉政公署将葛柏绳之于法，消除了社会上批评廉署“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赢得市民的肯定和信任。杨铁梁法官认为此案不仅成为廉署肃贪倡廉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恢复了市民对司法制度的信心。
葛柏的不义之财
葛柏任职香港警界22年，净薪金收入不足77万元，在无投资、无博彩的情况下，财富却达430多万元。
葛柏作为香港总警司，收黑钱的范围遍及香港、九龙、新界各区及离岛。
收黑钱记录：分香港、九龙及新界三本，记录长达二百多页。
交黑钱的单位：三千多个，包括字花（一种赌档）、外围赌马、外围赌狗、歌厅、舞厅、妓院、牌九、番摊、麻将学校、鸦片烟档等各种涉黄、赌、毒场所。
每月收入：一名污点证人指出，葛柏每月收黑钱进账达三万多元，高于当时港督的薪金。
葛柏不义之财总表
存款地        存款数目        折合港元
加拿大        206,492加元        1,044,850
美国加州        233,944美元        1,184,924
新加坡        181,090澳元        1,285,740
新加坡        119,410新元        241,209
英国        19,907英镑        274,712
香港        345,813港元        345,813
总计        4,377,248
   

2.5万港元贿款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目，足可买一幢1000平方英尺（约100平方米）的住宅单位。究竟湾仔警司这职位有何重要性？为何华籍前警司会甘愿以身试法，付上这笔巨款向葛柏“买”此职位？
根据葛柏案一名污点证人的口供，湾仔警司的职位是许多警官趋之若鹜的肥缺，因为湾仔是香港岛的主要工商区，警司的职位最有地位，谁能把它抢到手便既可升官也可发财，靠贪赃枉法，每个月可得高达6万至10万港元的不义之财。
这名污点证人还指出，葛柏之所以积极拉拢华籍前警司参与此勾当，其实是因为他一直都在间接向湾仔的非法场所收黑钱，每月单从湾仔区所得的进账就达五千港元之多。可是，当时任职湾仔警司的污点证人即将调职，并盛传葛柏的死对头接替此职位的呼声最高，而这名警官素来为人诚实，葛柏担心由此警官接任湾仔警司的职位，自己将会见财化水。相反，操控该名华籍前警司则易如反掌。葛柏于是对华籍前警司声称，可以以其总警司的影响力积极为他开路，打算一箭双雕，既可保障其黑钱收入来源，又可多添一笔卖官进账。其实当时湾仔警司的职位早已由警务处的调职委员会决定由该名华籍前警司接任。华籍前警司以为葛柏协助他谋到此职，事实上葛柏根本没有出力。
链接一：主审法官杨铁梁的回忆
恐吓信惊魂
“开审不久，我收到第一封匿名信，内容写在信封面，语带恐吓成份，要求我一定要重判葛柏，否则对我不利。”
审讯葛柏期间，杨铁梁接连收到匿名恐吓信，现年72岁的前大法官至今仍清楚记得匿名信的内容指葛柏取走了中国人很多钱，杨铁梁身为炎黄子孙，必须将葛柏判重刑。杨铁梁认为这些信件正反映出市民对贪污者深恶痛觉、必除之而后快的心情。不过在他来说，理性而公平的审讯十分重要。所以，收信后，他立即在庭上宣读匿名信的内容，直斥写信人藐视法庭，更申明自己不会受此类恐吓影响其判决。可是，宣判前一天，他又再收到类似的恐吓信，但他依然强硬地重申自己的立场，没有要求保护，或加强保安措施。
“我从没听过有法官会因为审案而被人打一顿，间或收一两封信没甚么大不了吧。”杨铁梁轻松地忆述，但字字铿锵，彰显他维护公平审讯的决心。
杨铁梁说，当时本地和外国朋友看了报章的报道，纷纷写信来慰问并称赞他勇敢；其实，他只是想表明自己不会屈服于任何的恐吓，只会根据证据和法例要求作出公平的裁决。
舆论的审判
对杨铁梁而言，处理这桩案件的压力不在恐吓信，反而是舆论的压力。葛柏案中，因贪污被捉上法庭受审的是一名警务处外籍高级警官，引发了香港社会极大的关注和轰动。舆论普遍指葛柏为“大老虎”，要求严惩。
杨铁梁明白当时舆论界形成了一种激烈的气氛，并认定葛柏有罪。来势汹汹的舆论给他的压力可说是他当法官以来最大的一次。杨铁梁说当时他身边的人都为他担心。他说：“有一天，我到礼拜堂聚会，主教亲自走过来说，知道我要审葛柏案，所以要为我好好祈祷。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信徒，得到主教亲自为我祈祷，真有点受宠若惊！”
杨铁梁坦言葛柏案所涉的罪行及法律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但是大众的关注却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形势下，无论他判葛柏有罪或无罪，都会引来非议。事实上，当时已有不少流言蜚语，说他必会屈服于舆论压力而判葛柏有罪。当时他真的一点儿也没受影响？“有！”他坦然地承认；但是，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
“如果说，判案时完全不受舆论压力影响就是骗人的，因为人情之常，外面舆论方面有这么大的力量，自己在中间一定会受影响，故此我要警惕自己。我警惕自己不要受这些压力影响，判他有罪时，自己是否是因为受舆论压力影响而判他有罪呢，抑或是因为有足够证据？有时又会想我有没有判他无罪的可能呢?判他无罪是因为另一方面的舆论呢，抑或不够证据呢？”
结案后的舆论反应又如何呢？“没有人说我判得好啊！反而有人认为我判得不好呢！哈！哈！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我判得不够重吧！”杨铁梁语带幽默地说。
在当年，葛柏案审结后，的确有不少人认为政府经历了一年多的司法程序才成功引渡葛柏回港受审，过程花去了不少人力物力，而葛柏最终只需入狱四年，而被充公的2.5万元黑钱亦只占葛柏财富不足百分之一，因而评论这次反贪行动付出的代价太大，不太值得。
杨铁梁指出，葛柏按其控罪被判的刑期实际上已接近最高刑罚。不过他认为不应以钱或刑罚轻重来衡量这次反贪行动的意义。他认为无论案件所涉的“黑钱”是多是少，着眼点都应在于公义有否伸张。这次“打虎”行动是一枚试金石，证明了廉署能够成功担起反贪的使命，高官也照样捉，对香港社会的发展和反贪历史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大家所做的是很值得的……
“当时来说，一个高级官员，又是外籍官员，做错事，我们已依照法律去做，做到最好，对香港是好的。我们第一次打倒一只‘大老虎’，这是个好的开始，那个信息是：无论中国人、西人、高级的低级的也好，只要是犯了贪污罪的，我们都会捉。现在年长一辈仍记得葛柏案，就表示这件案已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有一个信息：高官贪污也照样捉、照样审。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我们所做的是值得的。因为以前未做过，这是第一件案件，使反贪历史迈进一步。”
重遇葛柏的一刻：视而不见
葛柏案裁决年多后的某一天，已是资深大法官的杨铁梁履行其职务所需，巡视监狱，观察犯人情况，当他到达小榄监狱诊症室时，又遇上了“大老虎”葛柏。重遇的那一刻，眼前的葛柏已不是当年威武的高级警官，人消瘦了许多，而且看起来颇憔悴。他只是静静地站在监狱医生的身旁，充当其临时助手，负责配药、打理杂务。虽然在那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里，不可能看不到对方，但是葛柏一直佯装不认识眼前的大法官。杨铁梁也当自己没看到他。于是葛柏继续做他的诊所杂务，杨铁梁继续到处巡视。曾经在警队屡次立功而获英女皇嘉奖的葛柏，从高高在上的警务处九龙区副总指挥官变为阶下囚，为的是“贪”，杨铁梁也觉得十分可惜……
   

麦理浩（SirCrawfordMurrayMaclehose，1971－1979任香港总督）
“过去对贪污的侦察由警方的检举贪污组负责，但是他们的声誉在葛柏事件中受到沉重打击。葛柏在受到警方内部调查时逃离香港（当时他并没有被起诉），公众认为是警方有意安排的，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于是警方的反贪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获得公众的信任。这导致了廉政公署的成立。
由姬达和普德加（警方前任政治部主管）筹备成立的廉政公署具有惊人的效率，在侦察贪污方面十分成功。后来它引入新的管理制度，使行贿受贿更为困难。廉政公署的成立扭转了香港的贪污情况，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一样提升了香港的国际形象。”
小特写学运催生的廉署高层
葛柏潜逃离港的消息一出，香港社会掀起一场激烈的反贪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唤醒了陈德成的公民意识，还影响了他的一生。当时陈德成刚考进中文大学的联合书院，他回忆当时的情形：“学生会门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和剪报，近千人参加的迎新营里，整整一个星期的活动，大部分都是关于’反贪污、捉葛柏’。迎新营后，每逢午饭时候，仍然有百多名学生聚集在联合书院饭堂外的草地，举行反贪集会。”
陈德成说反贪运动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074年初廉署成立才。他自己在这场学运中，结识了两名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一位是他的太太，另一位是与他志同道合、念法律的学界朋友。这位朋友常常和他一起分析贪污对社会的祸害，使他心中形成了反贪污的使命感。因此，他在大学念完了工商管理，没有加入商界，却毫不犹疑地加入了廉署的反贪行列，亲手打击贪赃枉法者。陈德成在2005年离开廉政公署前，是执行处的助理处长。（详见本书第十一章）
小特写“第一代保护证人组”首次执行任务
“他不喜欢我们逗留在他家里，我们只好守在屋外。有我们‘跟随’左右，他很放心，轻轻松松地去逛街、吃牛扒。”廉署前跟踪队队员梁理成忆述廉署“第一代保护证人组”首次出动，保护葛柏案污点证人华籍前警司的种种情况。当时，他们在寒冬里不分阴晴，24小时轮班执行此任务，历时三个多月之久，牛扒没有他们的份儿，北风却吃了不少。
与梁理成同是这个“保护证人组”主将的现任总调查主任黄国梁说，当时廉署成立不久，还没有枪械及保护证人的训练，所以被挑选入组的人员都曾经在警队或军队接受过类似训练；而被征入组的跟踪队队员的经验则有助反跟踪。
葛柏案审讯期间，黄国梁和梁理成经常与其他配枪人员前后簇拥护送证人上庭。有一次梁理成因为在证人身旁，被记者摄入镜头，而成为了新闻人物。可是，由于模样曝了光，可能会影响日后的跟踪工作，他从此被调离跟踪队，转而执行其他调查任务。对此，梁理成未感可惜，反而为自己能够参与这次特别任务而感到自豪。
曾任警队射击教官的黄国梁说，这次配枪人员和跟踪组的“历史性组合”可说是廉署证人保护及枪械组的鼻祖。葛柏案后，他便发起成立枪械组，并成为该组首名总教头。